当司法权遭遇“拒绝权”

　　作为法院工作人员，我们经常遇到这些情形：取证或送达被拒之门外；当事人拒不到庭，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；协助单位领导不当值，被迫延期执行；财产的恶意转移，致使有效地执行措施无法开展。当过多的门槛和拒绝横在法官面前时，我们表现出的往往是无奈，结果是法律承认的利益被现实隔离。

　　为清除非法阻碍，法律赋予法院很多强制权力。但事实中，这些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往往成为纸上论兵、独家讲坛，社会很少对强制力进行认可。制裁权一旦实施，诸多利益的博弈会冲击法院的裁判，有时会导致法院被迫为自己的强制权埋单，讨价、抗衡、要挟、报复等行为更是屡见不鲜。因为社会现实中常有人把司法作为驾驭的工具，或者是套现利益的枪手。当裁判结果符合自己初衷时，就会大肆炫耀，一旦角色转变或者利益丧失，又会蛊惑扇风，让环境迸发对司法的仇恨。于是就有了对诉讼利益的取舍和对司法制裁的删避。

　　法官之执业源于对法治的追求。当这种对法治的向往还没有达到让全社会追崇的时候，法治只能是一种梦想。“有法可依”虽基本实现，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，诚信意识已大幅萎缩，本应采取私权就可实现的利益被迫动用国家强制力，而强制力在维护法治秩序时又会遭遇诸多阻碍抗衡。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当前社会中缺少的不是法律知识，而是民众对法治的敬畏。政法不分的格局，导致行政权成为司法权的领导，这种依赖已延伸为行政对司法的控制或制约。由于长期的司法不独立和民众对法治的疏生，导致当事者一旦面对诉讼，要么寻找和依赖法外特权，要么逃避或抗衡。所以更多的拒绝权横在了司法变革的进程中。

　　诉讼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，司法不得拒绝裁判。当裁判权对社会矛盾进行评判时，社会却对司法权实行了利益筛选。当事者本就抵赖的作为在司法强制力下更发展为抵触，或者因为情面的丧失，或者因为对司法触动利益的排斥。当维护裁判威严的强制力适时开展时，社会不理解中又有了对司法诬赖，诸如逼债、助虐、绝情等唱随的评论。司法可以承受社会的监督或评判，但无端的干扰会使司法被迫向舆论倾斜，最终经过国家承认的利益或者秩序就会折扣。法治的建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，唯独法院一家的倡导很难达到这一结果，虽然我们一直在宣传、树威。当前义务部门协助法院执行表面上已无大碍，但却在暗地里开旁门，或者为非法者搪塞借口。而查实证据或纠正不法作为却要花费巨大精力，有限的司法资源在诸多领域根本无法分配，这也成为拒绝行为在诉讼中蔓延的因子。

　　和谐司法，是法治的最高梦想。但在诚信降低的某些领域，和解的苛求却助长了违约的肆虐。过度撮合的妥协却营造了不利于司法长期发展的轨道，使诉讼成为和泥的平台，而法律权威则在社会的不信任中无形降低。和解虽保有了个案和谐，但裁判的警示和宣传作用却在无形中减退。司法部门应别于行政机关，区分于民间机构，因为诉讼行使的国家赋予的强权力。诉讼本身不是针对个案，而是对行为的法律评判，这个评判对民众起着指引和预测作用。法治道路崎岖漫长，法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效果，不是法律自身能够解决的，而是法官依据法律对现实裁判来完成的。只有横纵两向的辩证才能体现法治的社会作用，也只有法制的全面覆盖才利于法治环境的实现。

　　法律体现的是公正和威严，法治则代表着权威和正义。法院是国家赋予行使司法权的机关，权力运行的兴衰关乎法律尊严的有无。虽然当前协助司法权运行的大环境还没有建立，但法院有责任、法官有义务挑起维护法律尊严和法治权威的重担。我们面对拒绝司法权的行为时应勇于坚持立场，敢对拒绝拳说不。这不仅是实现法治梦想的需要，更是创建我们执业道路的必要。